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国家的自主性权力：其起源、机制与结果》）中就已有相当系统的理论化。迈克尔·曼对“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是“强加于社会的权力”（power over society）。后者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社会，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即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power through society）。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秦朝无疑具有强大的“专制能力”，但却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权力”作为支撑，尽管秦朝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努力标志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某些方面的惊人飞跃。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工具，福山的研究只能描述作为制度的“国家”的兴起，而无法为分析国家的能力强弱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而在“国家能力”研究方面，王绍光在迈克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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