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的基础上提出的由认证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监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构成的国家能力理论体系已经具备相当的成熟度。这一体系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释“国家”兴起之后的演变。但很遗憾，我们看不出福山对如此系统的成果有什么借鉴。即便在描述和分析国家的兴起时，福山的视角也较为简单。《起源》非常强调国家“去血缘化”的维度，因为这是国家区别于部落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由此，福山将中国的国家发育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脱离家族关系影响的历史，而他所关注的汉隋之间的政治衰退，其表现也在于退回到家族政府。他批评马克斯·韦伯忽视中国国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去血缘化”的特征，这无疑具有某种纠偏作用。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治理制度中的“去血缘化”和儒家意识形态中对亲族关系的强调是同时进行的。福山笔下那个“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的西汉政府是讲“以孝治天下”的；在福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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