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制实施之基础的国家认证能力
。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要求登记男子年龄的做法,意味着秦国在认证能力上的又一提升。相对于人口数量、性别、身高等外显信息而言,对年龄这样的内在信息的更多掌握,显然要求国家具备更强的认证能力。借用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对国家权力所做的两种类型划分来说,对人口数量、性别、身高等外显信息的掌握,主要依靠“专制性权力”即可为之,亦即国家在短时间内诉诸强制力量的使用差不多便可获知,但对年龄这样的内在信息的搜集,则还对“基础性权力”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因为对真实的年龄信息的了解还需要社会民众的配合,不似人口数量、性别、身高等信息那样依靠国家强制即可从外部获得。易言之,对年龄信息的掌握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程度。而这种体现于年龄认证的基础性权力提高,反过来也会使专制性权力获得更高质量的提升,进而增强总体性的国家能力。相较于身高而言,年龄是一种更为精细的分类标准,它使得国家对国民的控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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