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文化形式与阶级意识的危机：工人阶级文化再思考
概念，就必须先了解他对文化概念的基本判断。在该著开头，威利斯这样写道：“文化不仅是一套被传递的内部结构（如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也不仅是主导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消极结果（比如在某些马克思主义制度下），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集体实践的产物。”（中译本，第5页；以下凡引该本处只标页码）显然，在这一判断中，“文化”包含了作为内部结构、意识形态和集体实践三个方面的意涵。更重要的是，他将集体实践的层面置于首位。这种处理，当然不是威利斯的个人创见，而是受到他身处其中的英国文化研究前辈的影响。重新定义文化，是英国新左派学者开创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这种工作，最早由威廉斯开启。他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中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同年随后发表的《文化是日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一文，在强调文化的日常性质时，特别指出其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既是传统的又是创新的；既是日常的共同意义，又是卓越的个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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