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文化形式与阶级意识的危机：工人阶级文化再思考
。基于这种理解，他将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修正为“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显然，威利斯试图整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含义，将意识形态批判纳入人类学的文化理解。至于他提到的作为内在结构的文化，则是文化研究所借鉴的结构主义理论资源的直接体现。经过上述辨析，威利斯整合前人思想的愿望显而易见。不过，《学做工》作为一部文化民族志，其立意不在理论的综合，而是现象的洞察。故而，他最初对整个工人阶级文化的兴趣，最终凝缩在工人阶级“文化形式”的层面，以此为概念中介，整合上述三种文化理论的视野。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形式被落实在一种特定形态——男性反学校文化。通过对汉默镇12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家伙们”）的跟踪调查，威利斯揭示出“特定的工人阶级主题和文化是如何获得世俗性的存在和节拍的”。（第256页）这里所谓的“世俗性的存在和节拍”，即是反学校文化这种形式如何将工人阶级作为劳动力纳入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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