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但非全部：以更宽的历史视野理解革命中的农民

存性需求，如果不参加，就有可能被排除到群体之外，从众性很强的农民，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有时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伦理”，却未必是出于一时之利的诱惑。事实上，对于农民，仅仅依靠物质诱惑的革命动员，往往并不是很成功。黄文治对鄂豫边黄麻地区的研究，则展示了土改型塑、反富农再动员等几种革命的动员模式，同样，农民的“贫苦”不是参与革命的主要原因，据亲历革命的郑位三回忆：黄麻地区群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是很苦，革命却起来了。其中关键原因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主、富农，接受新式教育，他们了解农民习俗，熟悉农民理解的语言，以串亲戚、交朋友、拉家常等方式，更容易宣传马列主义，因此也成为革命走向暴动的火种。在鄂豫边，除了物质利益外，中共利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等策略加强民众动员。农民对“安全感”的需要，也构成革命的动员的重要内因。新近一些研究认为中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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