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但非全部：以更宽的历史视野理解革命中的农民
低到了单向度的“动物性”，这显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黄金鳞认为，我们不能对革命的发生进行任何跳跃的和单一的解释，历史的复杂度远比单一的因果分析来得丰富、难解。他研究了“革命中的身体”，认为现代国家通过学校和家庭，也通过“会所”、训练营，和各种以身体肌肉、姿势、卫生、技能和意识作为对象的活动，以实现对个人身体的领导和征服。具体到苏区，有时是通过竞赛、训练、组织化活动等等方式实现的，有时是由有效的游说、群众压力来进行，有时则借助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组织来实现，总之，通过政治化、义务化与使命化身体的趋势，在翻转既有的权力秩序时，让身体感受过去没有的欣喜与愉悦，从而使民众参与革命成为经由身体内化的自觉，而不是命令、强迫。（《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185、266页）通过外在身体的“驯化”，达到对革命内在的认同及参与。同时，也需要看到，农民在乡村社会环境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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