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者的共同的批评的基础上悖论性地同时成为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对周作人的新村理想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也并不是对这一理想本身的否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对这一理想现实转化空间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 即便我们将周作人的思想视为对五四现代性的一种“另类回应”，这一认定也不应该是讨论问题的终点。相较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文学）”，借用葛兆光教授的说法，对于现代中国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来说，更为合适的方法，恰恰是要“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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