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明中国”的概念，这些设想既不同于日本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不过，由于对民族国家的“偏见”，苏文瑜仅仅满足于指出周作人始终保持着“文明”对于“国家”的开放（P146），而忽略了继续去追究：在一个竞争性的语境中，如果说周作人的相关设想，使得他在“互相纠缠彼此激发”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之间左支右绌，不得不深陷妥协和投敌的窘境，那么，这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对现代性的“另类回应”呢？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苏文瑜的讨论最显薄弱，她始终在一个抽象的层次上讨论民族国家的后果，而无力（或者不屑）在历史进程中考察民族国家的不同样态。正因为此，她只能在民族主义和非民族主义的对立框架中处理她所谓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典范式五四知识分子与周作人的对立，却无法更有张力地把握中国现代思想。在早年的文本《破恶声论》中，鲁迅的态度既非用世界主义批评民族主义，也非用民族主义批评世界主义，而是在对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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