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中，周作人指出：“要说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先须有说明的根据”，这里说法颇类似于胡适所说的“评判的态度”，接下来周说道：“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变可知道其他一切”，由此周氏固然将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晚明，但这只不过是现代语境下对晚明的一次“发现”，而发现的标准只能是来自“西方”（希腊），这和胡适等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对抗战前后周作人的讨论中，苏文瑜准确地呈现了即便是周氏有关花鸟虫鱼的散文也往往产生于一个论辩性的语境，周作人对于“凡人的生活”的关注有着超越于“凡常”的意义，在抗战投敌之后，这一态度也未曾变化。在此基础上，苏文瑜认为周作人的附逆并不意味着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文化选择”的转向，她特地强调周作人实际上并不认同日本人在东亚的现实统治秩序，并约略指出周作人写作于附逆期间的文章《汉文学的前途》《禹迹寺》等文章里存在着某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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