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状态时当然认他为敌，不惜用尽方法去攻击他，但是后来皇帝倒了，民国成立；那废帝的族类当然还他本来面目，成为五族之一，是国民的一部分，从前在檄文上称我汉族光伏旧物的人此刻也自然改变口气，应称我中华国民了”，也就是说，只是在民国或者“国有化”之后，“古文”和“白话”才得以“和解”。苏文瑜将周作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使用，以及他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定在晚明的尝试视为对五四现代性的回应，苏文瑜指出，在五四的话语逻辑中“对白话的使用象征着与封建历史的断裂”，但周作人从未接受相关的理念，“包括白话与‘古文’之间的对抗，或者陈独秀基于阶级论的对‘贵族文学’和‘国民文学’的区分”（P222）。上文的讨论已经为重新理解这些论述建立了必要的前提，与此相关另一个问题是，周作人对传统美学的使用也绝非是“透明”的，这些传统美学的意义只是在“现代”的烛照下才得以彰显，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并不自外于他的五四同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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