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的最大课题。在早年的文章《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中，周作人就极为自觉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讨论文学的意义和使命，“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这一思路在其五四时期的论述中得到延续，《人的文学》看上去讲的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并且对“民族国家”提出了质疑，“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不过是一种偶像”，但是这一质疑是在民初共和危机的语境中做出的，与其说其指向的是对民族国家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空洞化了的国家政治的否定，并且试图通过对“人”的重新界定促成全新的国家政治。在《国语文学谈》中，周作人指出：“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绝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这里的说法看似与五四时期的主流说法不同，但无法用来论证苏文瑜试图在周作人那里发现的“文明”与“国家”的区分，因为周作人给出的原因恰恰是“以前文言的皇帝专制，白话军出来反抗，在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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