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作人始终坚持着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区分，苏文瑜颇为赞许地指出，即使是在附逆之后，周仍然保持着对日本和希腊文化的开放（P146）。苏文瑜这些论述的开创性和历史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未尝没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尽管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有效地更新了我们讨论问题的眼光，但符号学、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取消对历史实际问题的探讨。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史最大的课题，即便是今天多被推崇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对此也深有体认，批判性的思考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现实前提后才可能具备相应的生长性，然而，这些具体的历史进程在苏文瑜的讨论中被极大地话语化了，“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确切性质并非固定不变，就此而言，我将分别考察这些词汇，并展示出我所认为的它们的关联方式”（P19），这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周作人的思考并不外在于“建国”这个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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