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的过去“国有化”（P32），另一方面又使得“道德行动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P24）。基于这些认识，在苏文瑜的讨论中，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现代性话语不再是“民主”“科学”或者“现代”的代名词，而成为了查特吉所说的殖民主义话语的“衍生物”，在全部方面都被民族主义的国家论述所笼罩，甚至悖论性地复制了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并因此生产出深刻扭曲的“现代国家和现代自我”（P16）。她明确指出，将周作人读入五四的做法没能抓住“周作人真正的重要性所在”，在她看来，周作人反而清晰地发现“个人在思想与道德上的自由正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深刻威胁，而中国知识分子正借由这一话语拥抱现代性”（P8），并始终拒绝“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与理性相互割裂”这一现代性逻辑的必然倾向，以自己的文学和思想重新介入了对“个人与民主、民族与现代性的关系”的思考，构成了对五四所主宰的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另类回应”（P16）。这一“另类回应”的核心要点在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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