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正清学派的批判，新的学术潮流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促成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社会史、地方史转向，并因为后殖民理论的介入而呈现出更为繁复的面向。这一学术潮流源于对西方普遍主义的不满，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批判，苏文瑜对周作人的重新讨论正是在这一学术脉络下展开的，杜赞奇、查特吉等人的论述是她主要倚重的历史和理论资源。在有关民族主义议题的讨论中，盖尔纳和安德森的论述广为人知，尽管二人的立论角度有所不同，但正如苏文瑜所指出的，二人都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盖尔纳在工业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文化之间建立的“本质化”的勾连还使得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至善的品性”（P26）。苏文瑜的观点则与二人完全不同，她争辩道，“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观念先行”的，它的出现“先于现代化的每一个重要部分”（P25），并在社会结构和个人安放两个层面上服从于一种“抽离式理性立场”（P32），一方面将一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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