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地域特色和各自的经验生活，以此克服五四问题小说过于模式化的缺陷，在这类讨论中，“地方”的问题至多不过是地方特色或者地域文化的问题，这些地方特色代表了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内部多方面的丰富性，却并不构成对这个统一体的挑战。最为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周作人的“附逆”行为仍然是绕不开去的一条红线，钱理群主张，在周作人“附逆”这件事上，不能停留在道义层面的谴责，必须进行“科学的说明与批判”，但他仍然明确指出，“周作人没有与养育了他的祖国、人们、民族同生死共命运”，即便他日后的思想、创作仍然“读来也颇动人”，他的生命“早已结束在那个祖国蒙受屈辱灾难，同时又是民族奋起的时代，而且是经由他自己之手埋葬的”。（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299页）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苏文瑜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她的周作人研究建基于她对中国现代史的“特定理解”。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北美中国学界渐次展开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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