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张爱玲等一大批隐而不彰的作家“浮出历史地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图景。不过，尽管“现代化”史观下的文学史叙述与它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两种文学史叙述背后都潜藏着某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也即是说，都是一种有关历史的宏大叙述。此外，“重写文学史”运动并没有改变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位置，新近“发现”的作家、作品仍然被井然有序地编织在一条文学“现代化”的链条中，对它们的文学、社会价值的认定，仍需符合五四新文学为标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虽然在钱理群等人的研究中，周作人得到了重新的评价，但这些研究并不构成对五四新文化的“挑战”，只不过是重新恢复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脉络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尽管“现代化”文学史观的认知框架中，“革命”悄然退场了，但是 “中国”的主体位置仍是不言自明的。研究者们在讨论周作人对“地方”问题的论述时，大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周作人试图呼吁作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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