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焦虑与理想
，改变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出版家专题研究集中于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等代表人物的不足，可谓填补空白。著作突出的启示，是通过“好言教育”的陆费逵的一生，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真正理解教育与出版之互动关系。世人多知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终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王云五所说“教科书为教育之工具，亦即促进文化之要素”，以及叶圣陶所说“就广义来说，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事实上，对教育与出版这一关系的深刻理解，陆费逵更具代表性。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而且有深刻的教育理念，并以之自觉地指导其终生的出版实践。1912年元旦他创办中华书局时发表宣言书阐明其服务教育的宗旨：“国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1924年为书业商会纪念册作序，他以教育为中介与核心申述：“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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