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东方与汉学主义
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
亚洲、东方与汉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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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或许已经很难看到启明的星斗；但东方现代性的自觉意识，恐怕已经是呼之欲出。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自觉，更不如说来自求知寻源之后的自然理路。季羡林先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因其缺乏学术论证而往往不太被学界所接受；但在我看来，似乎也应重视其学人理性基础上的跟着感觉走的良好意识。就此而言，讨论亚洲和东方的概念，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将对中国的关注纳入到这一框架中，则“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的问题或可得到更为洞达的解释。30年或60年还是短了些，如果将其理解为一个泛指的大概念，所幸，并不仅是东方学者，西方学者如拉赫教授则用实证研究和严谨推理给我们提供了近似而令人信服的论断。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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