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如何为当下时代与问题提供力量？
他继续问道，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强迫造成的，为什么多数人大都或被动、或主动地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观念，一度真诚相信中央远比自己想得周到，做得好呢？杨奎松在本书的余论中，讲到了一个在“三反运动”中真诚转变和大有“收获”的叫傅鹰的人，以他作为自己上述问题的来源和支撑。他看到，傅鹰虽然批评共产党人和制度有其问题，但他还是认定一点：“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并由此来说，“我和党是通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对此，我们能说他或本书所讲的那三个主角，就一定是软弱的或虚假的吗？显然不是。对于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三个人来讲，他们在“三反运动”中的不幸遭遇，可能不是他们最初想要的，但他们某种意义上都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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