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遗产及其未来
乱了。正如您所说，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没有共同的道路，但你必须做你自己，否则毫无意义。兰德：是的。对我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有些晚，德曼去世的时候我44岁，德里达去世的时候我64岁，很多人愿意继续他们的事业，成为解构的专家，这并没有错。不过，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他们没有做的事和你受到他们的启发之后要去做的事，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必须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而不是简单重复你早就学会的东西。真正困难的是自己能够前行，到达更高的境界。这里就涉及第三个人，没有人提及他，就是让·保兰。二、 让·保兰（Jean Paulhan）：作为未来的历史曹：让·保兰对中国学界来说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他对您而言，可以说是德曼和德里达之后的又一座“灯塔”，那么您是如何发现他的？兰德：还是要归功于德曼。在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注意到保兰，开始研读他的作品，并深深地为之震撼。我记得很清楚，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对我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对这个人（保兰）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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