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世界的作者
不能连缀为一个整体，而只能表现为残篇断简。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鲁迅的小说中，恰恰是“故乡”成为他的情感和价值的载体，那个复杂的故乡符号深刻地凝结为一种时代焦虑。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瞿秋白于《饿乡纪程》的开篇，在去国远行，奔赴欧洲文明之东方，去感受现代性的冲击之时，内心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如果说，在第一代作者身上，传统世界依然表征为一个整体形象，他们对这个形象充满了厌恶，因此，这一形象以一种戏谑性的闹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但他们依然期待凭借西方现代性的力量去重塑传统世界，恢复这一世界的力量。那么在第二代作者身上，古典世界就真的蜕变为一堆废墟了，这废墟一方面成为郁达夫式的时代忧郁症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成为郭沫若式的凤凰涅槃的出发点。对于此，周扬在1941年评论郭沫若的写作时说：“诗人是和自己的国家一样受过苦难来的，特别是精神上的苦难。他渴求着新生。没有像鲁迅那样，对自己民族的现实作深刻的认识，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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