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药洲石刻之研究 --对新编《广州市文物志》的商榷
作者／责任者：甄炳昌主编
索取号：K296.5-5/1/1991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羊城今古》总第27期
要员、文人学士在药洲九曜石留下的石刻、诗文等物，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实在不少。他们为药洲九曜石浚池清淤、植莲种竹、立石建亭之功不可没。若将宋、元、明、清至民国的勒石留名人一一列名统计，可达200余人，见之《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和志书记载的近100人。可是《文物志》第233页，却只引用汪宗衍先生的统计曰：“著录人59位。”其实这是只限于宋人而已，把元、明、清的有关人物都简去，这就不能帮助读者一窥药洲历史及有关人物的全貌。至于文内提及若干人物时，也有失误之处。例如：
1．“徐琪是袁枚弟子”（见《文物志》235页）。徐琪是清光绪人，袁枚是清乾隆人，他们并非同时代人。徐琪从学于俞樾（号曲园），称“曲园弟子”；而从袁枚学者皆称“随园弟子”。这里是把二者混同了。
2.“明代正统年间学使张明先。”（《文物志》168页）查明代正统年间广东最高文教官员简称提学，全称为“广东提学道提学”。学使，是清代才有的称呼，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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