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莞(中堂)构建“龙舟文化”的学理依据及优势
作者／责任者：刘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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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来源：出自《广府文化》期刊 2012年第1期
里，乡人为龙舟之会；观者画船云合，首尾相接，士女如山，秉潮而下，日已暮而未散。……广中龙船惟东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 乡乡有之……”[6] 咸丰元年（1851年）中堂出大标，鹤田村夺冠，有人成诗并流传至今：“中堂出标是元年，果真扒出是真贤。到处龙舟来趁景，第一飞龙是鹤田”[7]。诗中“元年”是指咸丰元年。清末“探花”，中堂人陈伯陶在其编修的《东莞县志?卷六》中收录明代东莞人张穆《龙潭峡山记》一文，也记载了东莞石龙龙舟竞渡盛况：“端阳后二日，会于峡。画舫楼船，箫鼓沸耳。好事者采素馨为招，倾酒如泉。丹荔、角黍、金钱、绞绡犒夺标者。其龙头角精彩，耳目俱活。……海内蒲节(端午节)竞渡，未有逾粤莞之盛者。”[8] 在历史上东莞中堂龙舟在县志中有记载，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文化符号，进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文化学、民俗学得出的必然结论。
东莞中堂“龙舟文化”历史悠久, 具有传统和文化特色的民俗民间活动, 有其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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