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作者／责任者：沈成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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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来源：摘自《民国广州城市与社会研究》
是广东吴川籍的海军将领，一是广西籍的失意军官，皆不能“足资众望”，其维持会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日军在广东的统治并不稳固。[4]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并通过种种手段控制广东。其间，鉴于社会秩序动荡，盗贼蜂起的局面，伪广东政权增设了警察厅及绥靖委员会，妄图在短期内“肃清境内一切盗匪歹徒，安定社会”[5]。汪精卫还不止一次地强调保甲制度的实施对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并指出完善的保甲组织不仅可以防范“匪共”，更重要的是能使“各界民众，亲爱团结，同谋幸福，同谋进步”[6]。基于战争的需要，也基于基层社会的无序，伪广东政权高度重视广州市的保甲行政工作。
首先，它通过警察机构严密地控制广州市区各项要务，为保甲行政的施行打好基础。伪广东省政府成立之时，亦将战前国民党之省会警察局改为伪广东省政府警察厅（后又改成省会警察局），全省警政概归其掌握，并侧重于户口调查。不仅如此，该厅还将原日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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