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学派与广府文化
作者／责任者：李绪柏著;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著
索取号：G122/55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广州学与广府文化》
对比。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教育机构，属于“新式研究型书院”，对全国有示范表率作用。
太平天国争战中，“江皖浙靡烂最甚”，杭州诂经精舍“鞠为邱墟”。而广州由于战火较少，学海堂除短时间外一直在正常运作。在“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8]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学海堂硕果仅存，俨然成为晚清教育界的一面旗帜，所订规章制度一时为各省后起的新式书院所争相模仿，“……嗣是江苏、湖北、四川、陕西渐设精舍，而俱不出学海堂之制。”[9]
同治、光绪间，广州除学海堂外，又先后创建了菊坡精舍和广雅书院，均秉承学海堂教育宗旨。而东塾弟子常常是一身多任，同时担任学海堂、菊坡精舍或广雅书院的学长、院长或分校。在清末实行学制改革以前，“新式研究型书院”一直是全国最先进的教育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州同时拥有学海堂、菊坡精舍和广雅书院三大著名的“新式研究型书院”，雄踞全国教育前列，其意义自不言而喻。
3、刻书
校勘刻书是东塾学派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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