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学派与广府文化
作者／责任者：李绪柏著;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著
索取号：G122/55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广州学与广府文化》
“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6]均极推崇之能事。桂文灿著有《毛诗释地》、《群经补证》、《经学博采录》等，后汇为著名的《南海桂氏经学丛书》，曾国藩称其“于国朝研经诸老辈洞悉源流，不独为粤中翘楚，抑不愧海内硕彦。”[7]此外，陈昌治《说文解字》、黎永椿《说文通检》、林国赞《三国裴注述》、陈树镛《汉官答问》、温仲和《三礼经纂》、汪兆镛《晋会要》等，皆其荦荦大者，久负盛名。
2、教育
陈灃及东塾弟子大多以教育为业，是晚清广州教育界的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更加重要的，是东塾学派赖以生存并坚守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在晚清教育界的地位及蕴含的意义。
阮元亲手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是清代考据学兴起后的产物，具有浓郁的复兴宋元时期书院独立探讨、自由讲学优良传统的倾向。它们的创建为清代书院教育制度注入了新鲜活力，与专门从事“时文帖括，猎取科名”因而腐朽不堪的旧式书院形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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