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学派与广府文化
作者／责任者：李绪柏著;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著
索取号：G122/55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广州学与广府文化》
诂考据本于汉儒，名曰汉学，以义理性道阐自宋儒，名曰宋学”。[12]清初以宋学为主，自乾嘉汉学兴起，两派互相攻讦，门户森严，势同水火。有鉴于此，陈灃致力于汉宋调和，倡导一种平实通达、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钱穆称之为“新学风”，这对清末明初的学界有深远的影响。
东塾学派在学术新思想、治学精神上坚守乾嘉学术优良传统，得其精髓。最明显的事实是，陈灃主张汉宋调和，乃是立足于汉学立场，与同时代的另一以汉宋调和著称的朱次琦之见解不同，钱穆指出，“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13]二人宗旨大异其趣。
清代汉学即考据学，繁琐支离，窒锢思想，泯灭性灵，人所共知。不少人指出，“学至清世，然后有纯工考据之汉学，此学术之衰也”。[14]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灃坚持汉学立场，出面调停汉宋，提倡“新学风”，意义何在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考据学或汉学虽述而不作，无思想性可言，但在治学方法手段上却不失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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