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学派与广府文化
作者／责任者：李绪柏著;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著
索取号：G122/55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广州学与广府文化》
的，具有近代精神。胡适即谓，“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15]梁启超所总结的清儒治学精神方法，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以为不德；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例……等等[16]，均与近代实验科学方法精神吻合。如此一来，陈灃坚守汉学立场，以训诂考据求义理，在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方面就有其永恒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了。时人谓：“康先生（指康有为）之经学，应用的经学也。若陈东塾先生，乃为纯粹的正统经学。”[17]正恰如其分地指出了陈灃暨东塾学派乃是乾嘉正统考据学嫡传的事实。
陈灃的汉宋调和及“新学风”遭遇到今文经学的冲击。清代今文经学开始于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中经龚自珍、魏源，至廖平、康有为而达到极盛。今文经学“喜以经术作政论”，其兴因此，其败也因此。后人评论常州学派或今文经学，在涉及其学风、文风、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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