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

还是这么看的。当然，人们这么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这件事本身说不上错，但这并不是瞿秋白本人的题意。）而应当大致解读为：那些理解我的人，明白我这些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心里的忧伤；那些不理解我的人，会说我去经历那些革命、从政的曲折、痛苦，直至招致丧命的结局，是何必呢？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走上这条赴死的路呢？（这应当是当时瞿秋白所了解到的舆论的实际情况）——不管怎样解读，这个“心忧”的主体和立足点都应当是瞿秋白个人，而不是党。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以后来《多余的话》的真实遭遇来确定，当瞿秋白在囚室面对着一束白纸写下这两句诗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预料到后人们对他为什么写这个“多余”的东西产生疑问，而是当时社会上的人们，已经对他有了某种比较普遍的不真实的印象和看法，他要去纠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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