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哲学化法制的现实意义
思想则顺应了当时各国法典公开化之大趋势；于此则对春秋时期法典公布活动浅作笔墨，于前已论，春秋时期当然不能作为古代中国法制之源头，然确是法典公开化的初始阶段，如陈顾远先生、沈家本先生、杨鸿烈先生等诸位先贤已对此有较为详实之考证，无论各家见解之差异如何，凡所谓法典公开化则除却郑国子产之刑书、晋国赵盾、赵鞅之刑书、邢鼎之外而鲜有论及其他者，概可知当时法典公布化活动已为今人所共识，而商鞅之变法、公布法活动亦传之于李悝并承此一大趋势之必然而已。商鞅于《商君书》中具体论及国家公布法活动的益处时谈到“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当然此句为“上问政于鞅”，然亦可概然为商鞅制法之目的，可见，商鞅的法家思想已然由道家、儒家的遵古循法、使民畏法向顺时而法、教民循法的方向转变，且于今日看来，此一主张亦为后世应循之法。（二）法家思想之客观性法家思想的第二位集大成者当除韩非莫属，韩非出身韩国贵族，而身处之时代则为韩国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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