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共建和谐社会
则就会精神懈怠，行为放荡。儒家主张教而后刑。这种模式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积极因素值得我们汲取与借鉴。至今我国群众仍然把道德作为评价一个社会的重要标准，追求为官清廉、民风淳朴、讲究道德的社会风气。我们可看出在这种统治模式中它也有法制，但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显然不同于西方，而且法律本身尚停留在法律与伦理合一的伦理法阶段，未能迈入工业社会的独立法阶段。这种独立法的主要特点是普遍性原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个体或团体有法律以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利。中国的伦理法则重等级秩序，在“八议程序”中允许部分人具有特权，规定没有皇帝的特别批准，一定级别的官吏及其亲属不受法律制裁，即“刑不上大夫”，以法律方式认可了等级关系。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德治模式还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认为法自王出，皇帝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皇帝的意志和言论具有法律的效力。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不过是皇帝手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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