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消除对“贤人”“开明君主”的需要
员的控制。另一方面，申不害却不能确立一个统一的变法方案，甚至不能将国家的法制结构整合到一起。狡猾的官员因此仍能利用法律的不合理性。韩非子似乎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求法家终极的公共基础。毕竟，刑法与官僚制设置所共有的成分，是它们控制人类行为的普世的、非人格化的和客观的机制，而且它们是以“行为主义的”简单人性模式为基础的。官僚机制对荣耀和尊贵方面的微妙满足赋予了更多的注意力，甚至连商鞅也把这些因素接纳到他的人性模式中。在韩非子的综合体系中，我们发现了据他看来是商鞅和申不害都忽视的第三种成分，即慎到的神秘权威原则。说到底，整个体系建立于统治者的权威上。与韦伯一样，慎到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权威并不是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毋宁说强制性的力量建立于对权威的接受上。人民何以会接受统治者的命令呢？——因为人民的人数众多，而最高统治者仅仅一人，至今这仍然是权威的终极之谜。没有权威，统治者就不能成为所有的非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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