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搬西方法律时
”——被剥夺举人和秀才的功名，仕途就此被毁了。这是不沿用法律条款、任意处罚的例子。遇到必须按照法律办案的时候，法律条文的具体名目早就考虑到了多种社会要素，内涵是不清晰的。例如，汉代司马迁因李陵案，获“诬罔”罪，在刑律上，这是死罪。但具体执行时，便不清晰了，可以有“替代”：一是砍头；二是家族用大笔的财富来赎；三是宫刑……这种对法律的态度，非常实用。儒家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的经典说法，即是：明知其无用又故作其有用的态度。落实在法律实践上，便富有“人情味”地给予执法者很大的灵活度。因此，在上世纪初，清末民初（朝廷或国家）的官员，想要真正接受不讲灵活性而讲程序公正的西方法律文化，实际是很难的；尤其当人有私欲的时候，难上加难。这里有袁世凯当年处置天津一带混混儿（即流氓）的例子。清末民初的流氓犯罪大致是诈骗、敲诈、斗殴以及性犯罪，例如诡称被碰撞倒地受伤“敲竹杠”，和使用女色诈骗与恐吓相
<<上一页 下一页>>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版权所有。
联系电话：020-87673002
本站访问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