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行为慎用“刑事优先”

种结构体系下，应该是在其他制裁性方式都确实无效情况下，才不得已而加以使用。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行政等管理疏漏和不力状况，人们常常只能企求动用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要依靠刑法的严厉介入，才能最终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通常表现为平时管束不严，当一次“集中行动”后，被查获的行为几乎都够得上犯罪的情节标准。如果社会日常管理有力，经济制裁严厉，行政处罚严格，真正漏网的“大鱼”一定会减少。那么，刑法即使在具体适用时宽容一点，也不会出现“大乱”。而现在，我们似乎有点“宽”不起来。做个比喻，就像浪潮汹涌而来，前面如果没有设置一些阻力去缓冲、抵挡，所有的浪潮就会直接涌到最后一道江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把堤坝筑高，那不是就要决堤淹城了么？所以，从理论上讲，刑法应该宽容并没有错，但在特定历史阶段，在特殊的社会治理结构背景下，它又似乎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当道德、纪律、民事经济和行政的防线都相对比较严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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