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
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当是《囚》之误）《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随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法典《唐律疏议》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唐代法律文献汇编《唐六典》注也有类似的论述。至明末，董说编著了一部《七国考》，其中《魏刑法》引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则对此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自此以后，战国时期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并经商鞅、萧何等手传至后世，便成为一个定论。《法经》编撰之后，为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公元前397年继位）采用，成为一部成文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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