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共振
的、手段与对象，从而带来了意图的幻灭和悲惨的非意图后果。“劳动永远不能实现我们所设想的最初的幻梦”。（Jameson，2010，P62）在我看来，《黑格尔变奏》自身的叙事高潮是第九章———“革命与‘历史的终结’”，它整合了前述语言辩证法、黑格尔哲学的诸种对立、内在性话语以及行动伦理等要素，同时指向了我们当下的情境。这里有三个时刻：黑格尔的19世纪初期，科耶夫的20世纪中期和当下情境。这里仿佛有三种“历史的终结”———黑格尔眼中拿破仑胜利的时刻、科耶夫所设想的“普遍同质国家”和如今全球化资本主义永恒复归。杰姆逊的阐述策略是，让黑格尔来批判科耶夫，并且声明黑格尔辩证法扩展的可能性（因此与我们的此刻相关）。他指出科耶夫的解读中存在着两种“终结”。第一种是对普遍“平民化”（plebeinaization）的确认，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关于“普遍智能”的讨论中找到痕迹，但最终回应的是普遍去殖民化的后果（因此任何复古或怀古的“政治哲学”只能是年代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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