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共振
）。（Jameson，犕犲犱犻犪狋犻狅狀狊25.1，Fall2010，P12）第二种是科耶夫对于绝对精神人格化的解释，对于先知与哲学王的把握。杰姆逊部分同意科耶夫的第一种解释，但批判了第二种读法。或者说杰姆逊推进了第一种读法：科耶夫所谓的先知在本质上可以用拉康的术语来描述，即大他者。这是智慧与权威的坐落，在结构上，它对于平等的主体大众来说是无法获知和接近的，而在原则上，他们与大他者确实是等同的。但大他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现在是犬儒理性占据主导的时代。要害问题移向了科耶夫式对立的另一端，即“后革命大众这一历史新状况”。（Jameson，2010，P100—111）杰姆逊的一个建议是，我们需要认真阅读黑格尔关于后革命意识的解释。而这最终将摧毁“历史终结”———即自由与民主已经实现———的神话。黑格尔的“精神”或者说其更具体的“行动伦理学”包含着一种深层的“承认”逻辑：即我自己生产了法，法并非外在于我、疏离于我，我与社会秩序最终可以和解。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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