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代”中的欧美“80后”文学
竟是少数。《质数的孤独》的结尾，爱丽丝回到米凯拉溺水的公园，想象着米凯拉最终从水底下浮上来，游向大海的方向；《到莫斯科找答案》中的瓦茨拉夫用一个谎言掩起了列娜的追问，最终两者“永远相爱了下去”；《潜水艇》中的奥利弗与父母达成了和解；伊恩·里德在乡村生活中摆脱了成长的焦虑；《大沼泽》中的一家人也离开了梦魇般的故乡。不论这些治愈是否足够有力，它们都已经成为文本结构中的必要一环，使得整个叙事得以被完整地封闭在“个人经历”的范围之中，抽象的创伤只能对应着多多少少是抽象的治愈，这双重的抽象正是“写你知道的”这一去背景化的系统规训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如库尔（Nancy Kuhl）所指出的，自我治愈性的写作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写作的治愈作用为许多机制所支持，甚至由此衍生了大批有利可图的产业。也就是说，在系统规训、文本结构与文学市场之间，始终存在着彼此支撑、彼此勾连的结构性关系。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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