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的比喻
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最初是基于个人素朴的阅读经验，即从周作人沦陷前夕一系列“日本研究”的文章中获得“新鲜的感动和惊讶”：面对日本全面入侵的危机，周作人仍努力超越国族的边界及两国长期积蓄下来的偏见与歧视，寻找文化上的连带感，或者说基于知识、情感的理解之道。作为战争中还是小学生，主要在日本战后“被占领”下的思想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木山试图尽可能贴近沦陷中周作人的立场，对“落水”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所以《北京苦住庵记》基本上是事件史的写法。但其处理的又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去揭示作为事件之内面的思想进程，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换言之，著者关注的不仅是“落水”事件，事件不过是思想的物理显现，其试图重构事件发生的情景逻辑及隐藏在背后的心理动机。木山承认其在思想上未必一一认同于周作人，他对“落水”事件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学理的动机，不如说更多地含有作为日本人的情感成分在内。木山以为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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