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的比喻
作人这样对日本文化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同时抱有很深感情的人，竟然因为日本的原因而落得如此下场，一想起来便觉得“愤怒”（《〈北京苦住庵记〉谈话会》，《现代中国》第十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46页）。从这种理性的“愤怒”出发，木山将对周氏的处境与心境的体察与对其思想的不完全认同之间的矛盾，“有意识地在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的立场上承担下来”（《〈北京苦住庵记〉致中文版读者》），反过来说，甚至是依靠侵略的一方没有权利审判事伪者这一不成文的限制，将他所谓的“镇魂”，即安慰周作人失败的灵魂的动机贯彻到底。发端于“镇魂”这种超世俗的动机，利用日本人的国民身份，以及国民身份与战争罪责之间看似自然实则是自觉构建的连锁关系，木山选择被告席而非审判员或辩护士的位置，以便尽可能“同情地了解”真正的被告即周作人的处境与心境。这样的研究立场也就决定了《北京苦住庵记》“以体察为主，评论为从”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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