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的比喻

姿态。就木山拟想的审判场景而言，中国研究者基于受害者的身份意识，不愿扮演辩护士的角色，更不可能代通敌者站在被告席上发言，似乎被自动安放在审判员的位置上，不必去想自己是否有审判的资格，或谁赋予了我审判的权利。作为中国人，基于怎样的研究立场，无论是学理的或情感的动机，才有理由尽可能贴近沦陷区的历史经验，进行“同情的了解”，而非端着审判员的架势加以评说，与背负污名者保持安全的身体距离及心理距离？既然无法抽身事外，像作为旁观者的欧美汉学家那样，搁置道德评判，或伪装价值中立，如何将身为中国人的情感成分，纳入“沦陷”这一敏感议题的研究中，并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而非成为历史客观性的阻碍？能否在感受到心理困扰乃至道德重负的同时，努力克服过于明快的政治伦理评判？如何将研究者个人的阅读经验与基于独立思考所下的价值判断，与其所属的国族身份不是简单地捏和在一起，而保持某种思想上的紧张关系？这或许是木山所谓被告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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