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席的比喻
比喻，给处于同一虚拟法庭内的中国研究者提出的具有一定道德风险系数的问题。木山的思考路径及表述方式无疑是相当个人化的，而其研究立场，尤其是情感上的出发点，却代表了日本战后一代研究者在处理中国特别是涉及战争问题的某种自觉。了解这一辈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背后的情怀，对反思乃至重新寻觅我们———与战争经验更为隔阂的一代———自身的研究立场及方法无不助益。与木山同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出身，同样承接着竹内好对鲁迅及革命中国的研究传统的伊藤虎丸，在反省日本战后思想史时指出，他们这一代学问的出发点是对战前从汉学到支那学的谱系的整体否定和批判，“尤其是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内，由于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来说，日本是百分之百的犯了错误的加害者”，或者说“负债者”，如何去深化这种“罪的自觉”，本身就构成其学问的原动力（《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78页）。伊藤所谓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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