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以梅娘为个案

来，成为“后方”的主力军，在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命状态———一个是普通家庭妇女静子婶婶，一个是作为军人参加到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穆叔———同样让她牵肠挂肚，这种叙述表明：在被目为汉奸文人而备受磨难的岁月结束之后，本来知道该如何保证政治正确、如何弥合此前矛盾的民族和文化认同，她仍然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牺牲”混糅到一起，不作任何区分说明，这看似基于情感体验而显得真实，其实里面包含梅娘混乱的认同，因为私谊而放弃了对日本战争性质的省察。这里有父亲的日本观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她与具体的日本人打交道时，常常把后者与他们的国家割裂开来看待，以为很多行为是出于“私谊”，甚至因为对私谊的放大，而理所当然地去改变对方的身份（如将木村想象成支援抗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抵抗者），这都缺乏说服力。我以为这一点是梅娘活跃于沦陷区文坛的重要原因，也是她日后为自己开脱的一个理由。然而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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