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致了法国传统的壮大，也导致了英国传统的湮灭。当然，翻译的误读，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处。”[5]作者能够站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对翻译的暴力所蕴涵的文化影响及其政治意蕴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为读者进行深入解读，这显然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西学素养，失去这一点，对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就很容易流于表面与简单化，也就无法揭示“理论的旅行”过程中意义的嬗变所表征的复杂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所包含的跨文化指向并不仅仅指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而且指向了研究者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研究者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素质，才有可能完成对涉及跨文化的复杂问题的深入把握。再次是反欧洲中心主义。斯皮瓦克是文化研究学者中较早关注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的学者，她同时也是一个后殖民主义专家。她的翻译研究建立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对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具有深刻的启发，巴斯奈特后来非常强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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