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价值而忽略其他一些价值或者它在原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对翻译的暴力，也就是文本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解构与建构过程的描述，可以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是如何通过话语转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作用的。实际上，翻译的暴力是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展现出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现代性》一书对翻译暴力的描述可谓用力甚深，而且论述非常透彻，尤其体现在第四、第五章的论述中。第四章中，作者主要通过对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周桂笙译《毒蛇圈》两个翻译事件中所凸显的翻译暴力进行描述，来表现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过程，并把这视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生产的线索”[4]。在第五章中作者通过对《天演论》《民约论》这两部译著的翻译情况的考察，详细论述了《天演论》与《民约论》对赫胥黎进化论思想以及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改造、重新认识与接受的过程。严复及杨廷栋通过翻译使译本符合中国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把无助于开民智、启革命的内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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