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来写《学做工》？
似的作品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威利斯在今天来重写这份民族志的话，有些要素他似乎还需要重新考虑。田野调查的情境性在《学做工》中，作者没有对访谈关系加以反思，比如：“我”是如何进入“反学校文化”这个亚文化群体的？是通过何种方式被小圈子所认可的？“我”的存在是否对“小子们”有所影响？访谈对象对“我”怎么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志方法论的重心逐渐从实证主义转向了阐释主义，民族志不再将客观性、普适真理、科学性当做首要追求，转而看重个人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并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这种趋势不仅在人类学内部盛行，作为实证主义大本营的社会学也特别强调这种整体主义的知识论。例如，今年暑假在北京大学召开民族志工作坊的法国新社会学派部分代表人物，就特别重视博士生调查训练里对田野情境活灵活现的描述。作者大量使用个人访谈和小组访谈的录音作为分析材料，但在这些材料中，作者本人却极少出场，读者读到的绝大多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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