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方法：张宏卿农民性格研究之不足
层面的动员机制。张著认为无论是哪种动员方式，其实质性问题在于对“农民性”的理解，这也是此书重要的写作意义。但“农民性”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反复实践的，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需要关注，失败也需要关注。张著中重点分析了“动员、任务和政令”三种动员方式，但这些动员方式是不是在这“落后”势力中自始至终都如此奏效？如果不奏效中共又进行了何种调整？这些问题在该书中并未反映出来。可能张著只探讨了奏效的模式，在其思想意识或者写作定位上仅仅立足于成功的模式。但如果要真切地理解中共乡村动员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上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比如张著认为“农民仪式借用苏维埃的符号而让革命‘在场’，苏维埃政权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的表达而让‘农民’在场”。这种互动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外来的苏维埃运动与传统的乡民社会是否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契合，中共革命中的先进势力是否一开始就知道农民性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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