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和文论教材建设
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另外一些教材，则放弃了对文学的解释。显得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或者说是将建构留给了学生。这种做法有其积极性，即可以调动学生去思考；但是也有其消极性，即对刚刚开始学习文学理论的本科生寄予了过高的希望。而《修订版》虽然没有固守“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那种“唯一”，也没有轻易地宣告它们的“终结”。就此方面来说，作者的做法是“从‘文学本质’论转换到‘文学特性’论”（第73页）。因为，“本质并不就等于确定无疑的存在，而不过是主体的人为设定而已”。所以，“舍弃本质式思维而由‘特性’的视角去观察文学，可能会发现文学的根植于民族生活土壤之上的特定而又多样的面貌及其变化。”（第74页）由此出发，作者展开了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阐释，而“文学是一种感兴修辞”正是作者“发现”的文学的“主导特性”。以此为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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