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东方与汉学主义
方学术的层级关联方面，确实很有意义。郑永年曾深刻指出，亚洲国家在知识体系上曾为西方“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精英学者多接受西方教育，但大多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或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或正可与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等概念相互印证。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这在整体学术场域发展而言，终究是末端。说到底，求真求知乃是任何一个常规学人的必然选择，即便他摆脱不了各种国族限制乃至因素制约。但费希特的宣示仍有其普适意义，“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权力”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发展到福柯，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它虽然作为概念工具很好用，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绝对不能抹杀人类对美好人性、社会和谐、情感的向往和追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既有权力宰制的黑暗浑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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